逃离现实时间：怀旧港乐

“So bye-bye 今朝呼声瓦解”

—黄耀明，《美国派》(American Pie)， 2016年麦花臣场馆

I.

我年少时的每个 K 歌之夜都从李克勤奏响，由张国荣收尾。我们会挤进包厢，点上一首《红日》。两只麦克风在十几只手中传递穿梭，歌曲的节奏不断盘旋升快，我们步步紧跟，直到最终瘫倒在塑料皮质的沙发上，头晕目眩，气喘吁吁。周杰伦在千禧年之初发布的歌曲都已经被划分成了“怀旧金曲”，但那些来自八十、九十年代，伴随着我们父母青春年华的粤语歌谣仍旧蓬勃焕发在我们的音乐词典中。它们将我们的浪漫幻想娓娓道来，它们是“我们知道，却不知为何知道”的歌。1西蒙·弗里斯，“流行乐”，《剑桥大学摇滚与流行乐读本》，西蒙·弗里斯、威尔·斯特劳与约翰·斯泰特编辑（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104页。​​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在广州长大意味着成长于香港的文化阴影之下。这个迷人的世界慢慢渗透进我们的生活，进而变得熟稔。我们经常能从一些细微之处真切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并投去羡慕的目光：丈夫生活在对岸的邻居，回家过暑假的表亲，力士（LUX）香皂，卡通文具，清香的得宝（Tempo）纸巾。甚至早在香港的娱乐产业正式主宰华语世界之前，历史的纽带就与文化出口一起在我们与香港之间制造出了一种奇特的亲近感——我们似乎得到了那些电影、歌曲和明星，那些我们宣称了所有权但却从未真正拥有过的东西。

然而，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随后而来的娱乐产业衰退，大陆居民在享用香港娱乐文化时的主要情感变为了一种怀旧之情。近年，大陆眼中的香港比任何时候都要更支离破碎：作为文化实体，它被旧时岁月所缚；而作为政治实体，这座城市如今就等同于那无止境的新闻播报，永远刻不容缓，时时迫在眉睫。

微博上，林青霞和张曼玉的老照片爆红，粤语歌曲的推荐帖源源不断；这似乎与政治的洪流是脱节的，却暗中隐含着关于香港衰退的叙事。“港风”同时是时间与空间的标尺：一种停滞的美学，标记着逝去的往日辉煌。那么，当下又如何？

II.

我们复古式的文化消费所带来的其中一个后果，便是在错位的时间里认识了港乐歌星。我们都喜欢张国荣、李克勤、张敬轩，但我的最爱是达明一派。达明一派的音乐受到新浪潮合成器流行乐（New Wave synth pop）的影响，其电子曲风在以旋律民谣作为主流的粤语流行乐中格外出挑。

我会循环播放他们1990年的专辑《神经》，其中的《十个救火的少年》要反复听上两遍。我观看他们“万岁！万岁！万万岁！”巡回演唱会的录影，重读他们过去几十年间的采访。我迷恋黄耀明诱人的嗓音，以及他那张扬华丽、挑逗着性别规范的性感。随着我逐渐长大，他们的歌词也显现出更多深意——那些对于过去事件含沙射影般的指涉变得清晰起来。

达明一派在政治上的参与要比多数主流港乐歌手更磊落。正如已逝的香港作曲家黃霑在他2003年的博士论文中所写，因为种种原因，大多港乐歌手往往需要进行自我的政治审查。彭健新的歌曲《借来的美梦》中的“美梦”，本应是“土地”，却随着“这是片暂借的土地生不了根”这句歌词一同被改掉。许冠杰的《加价热潮》中的“其实无他，块面黄梗冇力，早知当初入埋英国籍”2原句为粤语，普通话直译为“其实也没什么，脸色蜡黄当然没什么力气，早知道就跟着入英国籍”​则被替换成了“我望能生对翼，即刻飞上月球揾过食”3原句为粤语，普通话直译为 “我要是能长一对翅膀，立刻就飞到月球找吃的”​， 删除了对于前英国殖民地国籍的指涉。​

“港乐”这一概念和说法诞生于七十年代，用来形容香港的粤语流行音乐。那时的殖民社会仍将粤语视为低于英语和普通话的语言，而粤语歌曲也仍处于边缘的位置。整个七十年代，随着香港的电视与电影行业的兴起，港乐也流行起来，开始成为这座城市格外多元文化的象征。八十年代则是港乐的黄金年代，这一辉煌延续至了九十年代初，直到它在国语流行乐的逐步盛行与近年火热的 K-pop 面前，开始变得黯淡。

在香港修例风波如火如荼之时，大量关注港乐的新闻报道涌现，旨在让人们理解音乐的促发之力。“抗议歌曲并不只是港乐的一部分，港乐本身就是抗争的音乐，”马特·泰勒 (Matt Taylor) 写道。这是“一首留下恒久遗产的生存之歌”4马特·泰勒，“生存之歌——港乐与香港的斗争”，《亚洲流行乐周刊》，2019年6月18日，link。​。这样的话听起来有些夸大其词，特别是因为在人们的普遍认知里，粤语流行歌总是关乎俗套的小情小爱。然而，这两种观点都与当下行业的现状相去甚远：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粤语唱片的年度销售额从16亿港元骤减至2亿港元，仅是从前市场规模的四分之一5Celine Ge，“没有国王王后，港乐还能找到它的星光吗？”，《南华早报》，2017年7月22日，link。​，同时向关注更多独立音乐人的版图转型。

多数时候，Serrini 或 My Little Airport 的歌不过是在用当地俚语吟唱一些微不足道的私人心情，一些日常生活的荒谬，一些浪漫情愫和玩世不恭的观察，而非什么的颂歌。“流行乐不创造信仰，不施教原则，不凭空制造行动，”马克·格雷夫（Mark Greif）在《流行乐的哲学》（Philosophy of Pop）一文中如是写道，“它不能推倒某种秩序。”然而，执着追寻着能够坚守住思想与情感的方式，这一举动，在更为庞浩的权力本应将这些思想情感赶尽杀绝之时，本身就饱含着政治价值。

我在大陆听着港乐，却时不时会从这些私人的情感抒发中，隐秘地感到一种怀疑：这些歌并非唱给我们听的。尽管这点存疑，但如果说港乐唱及的是某个具体的历史情境，那么我们并非同盟。英国社会音乐学家西蒙·弗里斯（Simon Frith）提出，音乐唤起的是共鸣、共情与承诺：“这是一个理想化的过程，既是形式上的（音乐提供了一种叙事形式，一种完整无缺的体验），也在演出的场合体现，即通过演唱将联结之情化作实体。” 在共鸣与共情之外，我们又下定决心要做出何种承诺？

III.

朱耀辉在《港乐：一部简史》（Hong Kong Cantopop: A Concise History）一书中指出，在粤语音乐行业衰退的过程中，卡拉OK的诞生与流行扮演了当仁不让的角色。市场所追捧的，是业余歌手也能在KTV中轻松演唱的歌，而非钻研后或对音乐技术性进行创新的作品。这使得港乐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逐步深陷自我之囹圄，丧失了多元性。

但这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我们中的许多人总是会边唱粤语歌，边不自觉地摆动身体。这个文化记忆的共同体并不仅与歌曲辨识度的高低相关，也同样关乎我们能多么自如地唱出这些歌。在歌唱时，我们听到自己的声音奏响旋律，由我们唱出的歌词中裹挟着我们自己的情感。又平常，又熟悉，又亲密。

然而，传唱性仅是优秀 KTV 歌曲的标志之一。按小时计费的KTV包厢，由且仅由音乐的时间尺度定义。我们下令点歌，通过歌声“让我们感到自己正活在当下，不被过去的记忆所困，也不被未来的焦虑所扰”。如西蒙·弗里斯所写，歌曲“围绕着期许和期许的回音所编写 （它们与有荣焉），它们编写那些我们所向往的结局，那些随着歌声渐弱，遗憾却渐强的合声”。一首好的 KTV 歌曲以它的时长将我们吞没；现实的时间在它面前黯然失色。

怀旧也是一种从现实时间中的逃离。我们知道往者不可追，却仍无法自拔地沉溺于颗粒斑驳的胶卷照片与旋律动人的情歌之中——若是从中抽离，恐怕会感到刺耳般的不快。踏出电影院或是KTV包厢的瞬间总伴随着片刻的迷失，一种在悬浮的时空被刺破后，短暂的失调感。

对于大陆的粤语歌迷来说，2010年代是一场漫长的谈判。“雨伞革命”后，何韵诗和黄耀明首当其冲地被大陆流媒体平台封杀，多数人为之遗憾，但也委曲求全。林夕作词的《撑起雨伞》一歌让大陆歌迷群体的内部产生割裂，争论之声无休无止。2015年至2018年间，网友们不断引援林夕在其所写的2008年奥运会主题曲《北京欢迎你》中所使用的署名拼写——汉语拼音，而非粤语拼音——作为他爱国的证据。这些努力与林夕本人的政治立场关系了了，更多的是在为自己的消费正名。​

要求港乐歌星表明自己的爱国心，往往是民族主义狂热的一种病症。但在一些时候，这几乎是对这些歌星的一种恳求：请你们就且维持着某种姑息纵容的态度，在触及公众底线之事面前，请向后退出一步。比任何宣言都明了的是，许多大陆港乐歌迷似乎希望有一种方式能来延续过去的时光。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一直在疯狂地重读《派对之后》(Afterparties)。这是年仅28岁、于2020年去世的柬埔寨裔美国作家安东尼·韦斯纳·苏 (Anthony Veasna So) 的第一本小说集。我对题为《商店》的故事中的一个片段着迷，故事中，主人公对着他母亲的旧高棉语 CD 说：“我几乎听不懂这些歌词……当我想要抒发对于家的感情时，我无可避免地会想到这些歌曲，那些我从理解的东西是如何与那些让我倍感舒适的东西交织在一起。我在误解中生活已久，已经不再觉得这是件坏事。它就在那里，镶嵌在我爱的一切之中。”莎莫·金·李 (Summer Kim Lee) 在《洛杉矶书评》(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的评论中将苏的小说中音乐所蕴含的不停追问的能量形容为“几近是对于怀旧的拒绝，因为在那些熟悉却被误读的东西的循环往复之中，歌曲便从不会停止。”6莎莫·金·李，“‘当然，当然’：安东尼·韦斯纳·苏的《派对之后》”，《洛杉矶书评》，2021年8月30日，link。​

撇开情感上的共鸣，这样的类比是不足够的，特别是因为政治力量可以轻易地按下中断循环的“暂停”键。2021年7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针对于卡拉OK的新条例——《歌舞娱乐场所卡拉OK音乐内容管理暂行规定》，于同年10月1日生效。全新成立的专家小组将会审核卡拉OK音乐内容，建立全国卡拉OK音乐违规曲目清单制度。KTV场所将实施内容自审机制，并接受随机抽查。音乐研究者纳撒尼尔·阿玛尔 (Nathaniel Amar) 写道，这项新的制度对应着对于音乐行业中遏制公众表达、加强审查的普遍趋势。7纳撒尼尔·阿玛尔，《中国文化部的新卡拉OK规定》，Hypotheses，2021年7月27日，link。​我们对于午夜怀旧K歌局的回忆很可能就要变为对于它们本身的一种怀旧之源。在我们身后，声音如同沉淀物一般，在记忆的层层堆垒之下落定，而未来顽固地将我们拉入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