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大坝梦

 

大坝代表着一种梦想。从美国，到中国，再到埃及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大坝之梦意味着现代主义式的发展之梦。这种巨构基础设施无法被简化为单纯的经济行为，更多地是一种生动的遗产与象征，体现了民族国家的某种宏伟愿景。这种愿景基于现代化、驯服自然以及经济增长的信念，更关键的是其关乎“时间”。巨构基础设施漫长的建设周期，巨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投入，是希冀其在未来漫长的时间中发挥效力。这种时间性并不顺应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而是带有一种针对未来的强制性“预支”：乌托邦的承诺被强行折叠进当下的物理空间，并将此时此地对于地理与社会的剧烈改造视为一种必要的“代价”，以便确立与兑现那个“即将到来”的光明未来。

大坝对于时间与空间的重塑，事实上顺应了杰森•摩尔的概念“地本权力”，即大坝本质上属于“将生物圈的能量转化为资本这一激进扩张且持续创新的过程”，不仅是技术装置，更是“科学、权力和文化的混合”[1]。大坝既需要专家与工程师的建造，也需要通过特定文化规划与话语体系，令其关于自然的特定理念渗透与传播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在技术逻辑之外，大坝亦遵循着治理逻辑，自然于其中被视为干预与治理的明确对象，不再是一个向未知敞开的永恒场域，而是被重新定义为“等待被加工的潜能”，从而被完全纳入到某种行星政治的考量之中。

事实上，这种将自然视作“潜能”并加以治理的策略，高度依赖于视觉文化与美学机制的参与。正如学者圣地亚哥·阿科斯塔在针对委内瑞拉古里大坝的考察中所揭示的，作为大坝组成部分的动力艺术作品绝非装饰，而是地本权力运转的关键文化装置[2]。无论是卡洛斯·克鲁兹-迭斯对于色彩的捕捉与提取，还是亚历杭德罗·奥特罗利用太阳能与风力运转的《太阳塔》，本质上都是在将复杂的生态力量分解为光、色、风等可控的美学元素。这种美学机器试图在视觉上“恢复”被截断河流的明亮与优雅，把针对自然能量的粗暴征用转化为一种技术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象，从而在美学层面上消解生态创伤。类似的转化也发生在中国巨构基础设施的表征中。艺术史学者吴雪杉在分析吴作人1950年代的《黄河三门峡》组画时指出，为了在视觉上匹配这种宏大的建设愿景，艺术创作必须调动一种朝向“未来”的目光：透过充斥着杂乱脚手架与施工轰鸣的“现在”，去洞见大坝竣工后光辉灿烂的“明天”[3]。

“水坝从根本上说是文化大厦：它们不仅组织水，还组织意义和关系”。[4]而这令艺术家在国家-自然-文化所构建的错综复杂关系网络中占据了“特权”地位：在干预与表征之间，基建成为了他们独特的“代理空间”。即使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声援”了国家对于自然与社会的控制，但在基建的庞大内部空间内，艺术家依然能以极强的能动性完成自身的表达——将超大尺度且暴力的物理改造，转化为可被人类感知的经验，将被基建所割裂的事物重新接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本身也获得了“生态转变代理人”[5]的地位。他们不仅塑造了基础设施的视觉生命，其艺术实践更是在面对行星尺度的重塑时，试图用艺术去理解、锚定甚至“救赎”自身的珍贵尝试。

 

02 “降龙”与新崇高

 

大坝只是改造自然的一个切面。在被称为新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1958）结尾处，工程师展示了只需一个电话、即可局部控制雨量的技术能力。这似乎在说明，当大坝这样的巨构基础设施实现之后，这种改造的意志将拓延至更难以捉摸的天空与气候，此时“地本权力”便会逐渐转化为更为宏大的“扩展的地球工程”。而在这一进程中，某种与经典美学截然不同的“新崇高”亦将应运而生。

除了电影，这种对于自然进行强行干预的意志，在中国1950年代视觉文化的其他领域也有着极为生动的表现。在当时风靡全国的“新壁画运动”中，古元等画家描绘了农民手持宝剑、用锁链牵引巨龙的图像。巨龙原本是中国神话中呼风唤雨的神灵与不可控自然力量的化身，但在这些画面中，其不仅被彻底降服，还被迫听从来自人民的劳动指令。呼应着“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 叫它（龙）发电就发电”等时代口号，自然不再是令人敬畏的神秘客体，传统神灵也失去了其超然地位，龙则沦为了服从人类现代化发展轨迹的参与者与被规训的机器——即便“龙”与“现实主义” 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着[6]。

这种“降龙”的视觉生产，完美诠释了中国语境下独特的“生态崇高”。在经典的康德式美学中，崇高感往往源于人类面对自然狂暴伟力时所感到的敬畏与自身渺小。然而，基于发展主义的“新崇高”则彻底颠倒了这种关系。拥有强大动员能力的国家机器成为了“自然界中美与效用的机械生产者”[7]。人们不再敬畏自然本身，而是对于透过技术干预地球系统、改造自然世界的能力产生惊叹。在科里·伯恩斯关于三峡的研究中将之定义为“技术-诗学景观”[8]，一种具备强势的、主导性的美学特征，以便确立国家在重塑自然秩序方面的绝对权威。而在当代，其进一步发展为了“地本美学工程”[9]，例如通过高强度的行政与技术手段驱散雾霾，在重大国际活动期间制造出蓝天，令这些气候现象直接进入治理与美学的展示范畴。

与此同时，这种“降龙”美学亦标志着一种深刻的认识论断裂。古畑百合子在重新思考“龙”与地球工程的关系时指出，在现代气象学兴起之前，改变天气的尝试通常与针对大气现象的宇宙学解释息息相关，例如向龙神祈雨的仪式[10]。然而，以向云层播撒碘化银（人工降雨）为代表的现代地球工程，将控制天气的媒介从神话中的“龙”彻底转变为“化学元素”。在这一过程中，大气不再是神灵显现的神秘领域，而是被完全“去魅”，从而成为实验室科学、国家安全甚至地缘政治的精确干预对象。随着地球工程向行星尺度的不断扩张，人类对于气候的认识论从化学手段进一步演变为控制论（cybernetics）模型。地球被视为一个庞大的生态机器，而人类则试图通过反馈回路为其安装一个虚拟的“恒温器”，令原本复杂、动荡的地球生态系统，沦为可被监控和操纵的对象。正是在这种“新崇高”中，昔日的“盖娅”女神被剥夺了自然神性，化作一个受控且高度媒介化的行星级控制论工程。

 

03 帝国与反抗

 

在冯小刚的贺岁电影《不见不散》（1998）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桥段。葛优饰演的男主人公一本正经的谈论着一则“天马行空”的改造计划：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道五十公里的豁口，将印度洋的暖风引进青藏高原，从而使“世界屋脊”变为鱼米之乡。但事实上，这看似疯癫的想象并非孤例，例如在易卜生的《培尔•金特》中我们就曾遭遇类似的奇想，即便其指向的是撒哈拉沙漠：

拦住了？那么我可以———？山脊很窄。

拦住了？需要一个缺口，一条运河——

就让水如同生命的洪流一般从河道中涌入，填满沙漠！

很快，水就会在这个炽热的坟墓铺开，形成一片微风习习、连漪潋滟的大海。

绿洲会像岛屿一样在中间升起；

阿特拉斯将耸立在北部的绿色悬崖上；

帆船会像迷途的飞鸟一样，沿着旅队的踪迹向南掠去。

孕育生命的微风会驱散令人窒息的蒸汽，水汽会从云层中散发出来。

人们会一座接一座地建造自己的城镇，摇曳的棕榈树周围会长出绿色的草。

撒哈拉沙漠背后的南部地区，将成为文明的新海岸。

这些看似狂放的想象，实则精准地触及了“帝国”与地球工程之间的欲望纽带。如果说“新崇高”是国家通过技术奇观来确立其征服自然的美学权威，那么“帝国”的地球工程的逻辑则更为隐蔽：它不再仅仅追求视觉上的震撼，而是试图从根本上将地球的自然系统重组为支撑其扩张的后勤与物流网络。自然被降格为一种“资源帝国主义”的猎物，大地上的一切都是等待被最大限度攫取的能量储备。

在二十世纪的帝国扩张史中，基础设施不仅是物理层面的钢筋水泥，更被深刻地赋予了生物学与控制论的意涵。正如古畑百合子在考察跨太平洋气候控制史时所指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帝国愿景，正是基于两种思维模式的结合：战时地缘政治的“球形思维”，与基于铁路与电缆等物流-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思维”。在这一宏大的地缘政治想象中，“这两种基础设施都被比作一个活的有机体的生物结构和功能，特别是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而帝国的健康发展和运作依赖于这些结构和功能。”[11]帝国本身被类比为一个巨大的活性有机体，它向外掠夺资源、扩张的暴力行径，被粉饰为其天生的、不可违抗的生物学需要。简而言之，“扩张领土的地缘政治需求透过生物学的语言被自然化了。”[12]这种将帝国视为“活体有机体”、将基建视为“神经与血管”的逻辑，不可避免地催生了最高形式的控制——对被殖民地的全面“大地形构”。生态学进而成为了一种政治武器。

然而，这种帝国的扩张与基础设施的蔓延，绝不仅仅是“神经系统”的展开，其不可避免地投射出深邃的文化阴影，甚至引发激烈的本体论冲突——正如学者劳·基尔克在其关于缅甸克钦邦密松的研究中所揭示的那样[13]。这个区域是两条河流的交汇处，也是缅甸母亲河伊洛瓦底江的诞生地。当一座海外水电项目希望落地于此时，即遭遇了来自当地原住民信仰的强力反对。面对试图切断河流、淹没村庄的地球工程，当地的克钦族人与活动家们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经济损失的诉求上，而是通过唤醒“超人类”的行动者，将这片自然水文彻底“神圣化”。在他们的抗争叙事中，密松不仅是国家的地理地标，更是祖先“龙神”的诞生地。古老的传说警告世人：一旦水路被大坝阻断，龙神被惊扰，必将招致毁灭性的自然灾难。这种将自然河流升格为不可侵犯的“精神公地”的策略，成为了抵抗帝国地球工程最为强韧的底层力量。

更具意味的是，面对这种来自自然与神灵的神圣抵抗，庞大的基建资本并非无动于衷，它同样试图在“神圣政治”中夺取话语权。为了赋予这座切断河流的巨构以合法性，大坝的建设公司曾抛出一则佛教预言，声称大坝的修建是命中注定的宇宙秩序：预言描绘了大坝建成后，加宽加深的河流将令前往异域朝拜“佛牙舍利”成为可能。这一近乎魔幻的细节揭示了某种帝国扩张的另类逻辑：它不仅要用混凝土重构自然，甚至还试图征用、改写原住民的文化价值与宇宙观，将跨国基建包装为一条通向繁荣与信仰的“神圣通道”。

基建的“神圣政治”向我们揭示了一则深刻的现实：在这个时代，基础设施从来不是中立的混凝土，它是不同世界观、宇宙论与生存方式激烈碰撞的“公地”。当帝国的神经系统与代谢器官（大坝、网络与发电厂）试图吞噬并均质化大地时，自然则通过本土神灵、跨国信仰与超人类的实体进行着不屈的抵抗。在这场可见的全球工程与不可见的信仰相互纠缠的行星尺度的重塑中，我们不得不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这位盖娅的女神，究竟是在帝国隆隆的推土机声中被彻底降服，还是在那些隐匿的、充满生命力的“神圣公地”里，依然保留着她不屈的低语与安然无恙的可能？

 

[1] 杰森·W·摩尔，《生命之网中的资本主义：生态与资本积累》。

[2] 圣地亚哥·阿科斯塔，《地本权力的美学：委内瑞拉的动力艺术、古里大坝与环境营造》。

[3] 吴雪杉，《朝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吴作人<黄河三门峡>组画中的时间性问题》。

[4] 马克斯·海文，《大地的受难者：解读全球化政治无意识的巨型水坝》。

[5] 圣地亚哥·阿科斯塔，同上。

[6] 吴雪杉，《降龙：中国1950 年代的现实主义与奇幻想象》。

[7] 杰西·罗登比克，《崇高的地球工程：中国与审美状态》。

[8] 科里·伯恩斯，《修复景观：中国三峡的技术-诗学史》。

[9] 杰西·罗登比克，同上。

[10] 古畑百合子，《“龙”与地球工程：重新思考元素媒介》。

[11] 古畑百合子，《气候媒介：大气控制中的跨太平洋实验》。

[12] 同上。

[13] 劳·基尔克，《基础设施的神圣政治：基督徒、佛牙、龙与缅甸克钦邦密松的冲突》。